上世紀末最后一天，我總算良心發(fā)現(xiàn)，在公務結束之后，買了一張從北京去昆明的機票，去看看媽媽。買好機票后，我沒有給她電話，我知道一打電話她一下午都會忙碌，不管多晚到達，都會給我做一些我小時候喜歡吃的東西。直到飛機起飛，我才告訴她，讓她不要告訴別人，不要車來接，我自己坐出租車回家，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。前幾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媽媽，但一下飛機就給辦事處接走了，說這個客戶很重要，要拜見一下，那個客戶很重要，要陪他們吃頓飯，忙來忙去，忙到上飛機時回家取行李，與父母匆匆一別。媽媽盼星星、盼月亮，盼盼嘮嘮家常，一次又一次的落空。他們總是說你工作重要，先工作，先工作。
由于我3日要趕回北京，隨胡.錦.濤副主席訪問伊朗，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。這次在昆明給媽媽說了去年11月份我隨吳.邦.國副總理訪問非洲時，吳.邦.國副總理在科威特與我談了半小時話的內(nèi)容。首長說了這次我隨訪是他親自點的名，目的有三個：1、鼓勵和肯定華為，并讓隨行的各部部長也正面地認識和了解華為；2、了解一下我們公司的運行與管理機制，看看對別的企業(yè)有無幫助；3、看看政府對華為開拓國際市場是否能給予一些幫助。媽媽聽了十分高興，說"政府信任就好，只要企業(yè)干得好，其他都會隨時間的證實而過去的。"
最近這兩年，網(wǎng)上、媒體中對華為有一些內(nèi)容，也是毀譽參半，媽媽是經(jīng)過"文革"痛苦煎熬過的，對榮譽不感興趣，對一些不了解我們真實情況的文章卻十分憂心。我說了，我們不是上市公司，不需要公示社會，主要是對政府負責，對企業(yè)的有效運行負責。我們?nèi)ツ杲欢?0億多，2001年要交40多億的稅。各級政府對我們都信任。我們不能在媒體上去辯論，這樣會引起爭論，國家紙?zhí)F，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爭論太浪費。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，去干擾國家的宣傳重點，我們也承擔不了這么大責任。他們主要是不了解，我們也沒有介紹，了解就好了。媽媽舒了一口氣，理解了我的沉默。這次我還與母親約好，今年春節(jié)我不工作，哪兒也不去，與幾個弟妹陪她到海南過春節(jié)，好好聊一聊，痛痛快快聊一聊。以前，我節(jié)假日多為出國，因中國過節(jié)，外國這時不過節(jié)，正好多一些時間工作，這次我是徹底想明白了，要陪陪媽媽，我這一生還沒有好好陪過她。沒想到終成泡影。
8號那天，圓滿結束對伊朗的訪問，我們剛把胡副主席送上飛機，就接到紀平的電話，說我母親上午10時左右，從菜市場出來，提著兩小包菜，被汽車撞成重傷，孫總已前往昆明組織搶救。由于相隔千萬里，伊朗的通信太差，真使人心急火燎。飛機要多次中轉(zhuǎn)才能回來，在巴林轉(zhuǎn)機要呆6.5個小時，真是心如煎熬，又遇巴林雷雨，飛機又延誤兩個小時，到曼谷時又再晚了十分鐘，沒有及時趕上回昆明的飛機，直到深夜才趕到昆明。
回到昆明，就知道媽媽不行了，她的頭部全部給撞壞了，當時的心跳、呼吸全是靠藥物和機器維持，之所以在電話上不告訴我，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。我看見媽媽一聲不響地安詳?shù)靥稍诓〈采希挥貌賱凇┬模孟袼簧矝]有這么休息過。
我真后悔沒有在伊朗給母親一個電話。7日胡副主席接見我們8個隨行的企業(yè)負責人，我匯報了兩、三分鐘，說到我是華為公司的時候，胡副主席伸出4個指頭，說四個公司之一。我本想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媽媽，說中央首長還知道我們?nèi)A為。但我沒打，因為以前不管我在國內(nèi)、國外給我母親打電話時，她都嘮叨："你又出差了"，"非非你的身體還不如我好呢"，"非非你的皺紋比媽媽還多呢"，"非非你走路還不如我呢，你這么年紀輕輕就這么多病"，"非非，糖尿病參加宴會多了，壞得更快呢，你的心臟又不好"。我想伊朗條件這么差，我一打電話，媽媽又嘮叨，反正過不了幾天就見面了，就沒有打。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。由于時差，我只能在中國時間8日上午一早打，告訴她這個喜訊，如果我真打了,拖延她一、兩分鐘出門，也許媽媽就躲過了這場災難。這種悔恨的心情，真是難以形容。
我看了媽媽最后一眼后，媽媽溘然去世。1995年我父親也是因為在昆明街頭的小攤上，買了一瓶塑料包裝的軟飲料喝后，拉肚子，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。
爸爸任摩遜，盡職盡責一生，充其量可以說是一個鄉(xiāng)村教育家。媽媽程遠昭，是一個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(qū)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。
爸爸是穿著土改工作隊的棉衣，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(shù)民族山區(qū)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。一頭扎進去就是幾十年，他培養(yǎng)的學生不少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，有些還是中央院校的校級領導，而父親還是那么位卑言微。
爺爺是浙江浦江縣的一個做火腿的大師傅，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沒有讀過書。由于爺爺?shù)牧夹陌l(fā)現(xiàn)，也由于爸爸的執(zhí)著要求，爸爸才讀了書。爸爸在北京上大學期間，也是一個熱血青年，參加學生運動，進行抗日演講，反對侵華的田中奏章，還參加過共青團。由于爺爺、奶奶相繼病逝，爸爸差一年沒有讀完大學，輟學回家。時日，正值國共合作開始，全國掀起抗日高潮，父親在同鄉(xiāng)會的介紹下，到廣州一個同鄉(xiāng)當廠長的國民黨軍工廠做會計員。由于戰(zhàn)爭的逼近，工廠又遷到廣西融水，后又遷到貴州桐梓。在廣西融水期間，爸爸與幾個朋友在業(yè)余時間，開了一個生活書店，賣革命書籍，又組織一個"七·七"讀書會，后來這個讀書會中有幾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線，有相當多的人解放后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。粉碎"四人幫"后，融水重寫黨史時，還把爸爸邀請過去。
爸爸這段歷史，是文革中受磨難最大的一件事情。身在國民黨的兵工廠，而又積極宣傳抗日，同意共產(chǎn)黨的觀點，而又沒有與共產(chǎn)黨地下組織聯(lián)系。你為什么？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點。在文革時期，如何解釋得清楚。他們總想挖出一條隱藏得很深的大魚，爸爸受盡了百般的折磨。
媽媽其實只有高中文化程度，她要陪伴父親，忍受各種屈辱，成為父親的擋風墻,又要照顧我們兄妹七人，放下粉筆就要和煤球為伍，買菜、做飯、洗衣……又要自修文化，完成自己的教學任務，她最后被評為中學的高級教師。她的學生中，不少是省、地級干部及優(yōu)秀的技術專家，他們都對母親的教學責任心印象深刻。媽媽這么低的文化水平，自學成才，個中艱辛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，但他們的非無產(chǎn)階級血統(tǒng)，要融入無產(chǎn)階級的革命隊伍，取得信任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他們不可能像普通農(nóng)民、工人那樣政治純潔。他們是生活在一個復雜的社會中，這個社會又是多元化組成的，不可能只有一種純潔的物質(zhì)。歷次政治運動中，他們都向黨交心，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，所受的內(nèi)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。他們把一生任何一個細節(jié)都寫得極其詳盡，希望組織審查。他們?nèi)ナ篮螅艺埻瑢W去幫助復印父母的檔案，同學們看了父母向黨交心的材料，都被他們的真情感動得淚流滿面。終其一生，他們都是追隨革命的，不一定算得上中堅分子，但無愧于黨和人民。父親終在1958年國家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時，入了黨。當時向黨交心，不像今天這樣信息發(fā)達，那時，反對個別黨員，有可能被說成反黨。我們親眼看到父母的謹小慎微、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，無暇顧及我們，就如我拼死工作，無暇孝敬他們一樣。他們對黨和國家、對事業(yè)的忠誠，已經(jīng)歷史可鑒。我今天要懺悔的，是我沒有抽時間陪陪他們，送送他們。
回想起來，革命的中堅分子在一個社會中是少的，他們能以革命的名義，無私無畏地工作，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的棟梁。為了選拔這些人，多增加一些審查成本是值得的。而像父母這樣追隨革命，或擁護革命，或不反對革命的人是多的，他們比不革命好，社會應認同他們，給以機會。不必要求他們那么純潔，花上這么多精力去審查他們，高標準要求他們，他們達不到也痛苦,而是要精神文明與物質(zhì)文明一同來支撐，以物質(zhì)文明來鞏固精神文明，以一種機制來促使他們主觀上為提高生存質(zhì)量，客觀上是促進革命，充分發(fā)揮他們貢獻的積極性。我主持華為工作后，我們對待員工，包括辭職的員工都是寬松的，我們只選拔有敬業(yè)精神、獻身精神、有責任心、使命感的員工進入干部隊伍，只對高級干部嚴格要求。這也是親歷親見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過程，而形成了我寬容的品格。
我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，印象最深的就是渡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。今天想來還歷歷在目。
我們兄妹七個，加上父母共九人。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，毫無其他來源。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，兒女一天天在長大，衣服一天天在變短，而且都要讀書，開支很大，每個學期每人交2-3元的學費，到交費時，媽媽每次都發(fā)愁。與勉強可以用工資來解決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，我家的困難就更大。我經(jīng)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3-5元錢度饑荒，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。直到高中畢業(yè)我沒有穿過襯衣。有同學看到很熱的天，我穿著厚厚的外衣，說讓我向媽媽要一件襯衣，我不敢，因為我知道做不到。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，我真想哭，因為，我有了，弟妹們就會更難了。我家當時是2-3人合用一條被蓋，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面鋪的是稻草。"文革"造反派抄家時，以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、專科學校的校長家，不知有多富，結果都驚住了。上大學我要拿走一條被子，就更困難了，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、棉花票管制，最少的一年，每人只發(fā)0.5米布票。沒有被單，媽媽撿了畢業(yè)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，洗干凈，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我渡過了五年的大學生活。
父母的不自私，那時的處境可以明鑒。我那時14-15歲，是老大，其他一個比一個小，而且不懂事。他們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糧食，可他們誰也沒有這么做。爸爸有時還有機會參加會議，適當改善一下生活。而媽媽那么卑微，不僅要同別的人一樣工作，而且還要負擔七個孩子的培養(yǎng)、生活。煮飯、洗衣、修煤灶……什么都干，消耗這么大，自己卻從不多吃一口。我們家當時是每餐實行嚴格分飯制，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給制，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。不是這樣，總會有一個、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。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。
我高三快高考時，有時在家復習功課，實在餓得受不了了，用米糠和菜合一下，烙著吃，被爸爸碰上幾次，他心疼了。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柜子都沒有，糧食是用瓦缸裝著，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，否則也有一、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。（我的不自私也是從父母身上學到的，華為今天這么成功，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系。）后三個月，媽媽經(jīng)常早上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，要我安心復習功課，我能考上大學，小玉米餅功勞巨大。如果不是這樣，也許我也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，社會上多了一名養(yǎng)豬能手，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。這個小小的玉米餅，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，我無以報答他們。
1997年我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，開始向?qū)W生收費，而配套的助學貸款又沒跟上，華為集團向教育部捐獻了2500萬元寒門學子基金。
父親一生謹小慎微，自知地位不高，從不亂發(fā)言而埋頭在學問中，可在"文革"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，他還是被揪出來，反動學術權威、走資派、歷史有問題的人……萬劫難逃。他最早被關進牛棚。
1967年重慶武斗激烈時，我扒火車回家。因為沒有票，還在火車上挨過上海造反隊的打，我說我補票也不行，硬把我推下火車。也挨過車站人員的打，回家還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車，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車，步行十幾里回去。半夜回到家，父母見我回來了，來不及心疼，讓我明早一早就走，怕人知道，受牽連，影響我的前途。爸爸脫下他的一雙舊皮鞋給我，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，臨走，父親說了幾句話："記住知識就是力量，別人不學，你要學，不要隨大流。""以后有能力要幫助弟妹。"背負著這種重托，我在重慶槍林彈雨的環(huán)境下，將樊映川的高等數(shù)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，學習了許多邏輯、哲學。還自學了三門外語，當時已到可以閱讀大學課本的程度，終因我不是語言天才，加之在軍隊服務時用不上，20多年荒廢，完全忘光了。我當年穿走爸爸的皮鞋，沒念及爸爸那時是做苦工的，泥里水里，冰冷潮濕，他更需要鞋子。現(xiàn)在回憶起來，感覺自己太自私了。
"文革"中，我家的經(jīng)濟狀況，陷入了比自然災害時期還困難的境地。中央文革為了從經(jīng)濟上打垮走資派，下文控制他們的人均標準生活費不得高于15元。而且各級造反派層層加碼，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。我有同學在街道辦事處工作，介紹弟妹們到河里挖砂子，修鐵路抬土方……，弟妹們在我結婚時，大家集在一起，送了我100元。這都是他們在冰冷的河水中篩砂，修鐵路時冒著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險……掙來的。那時的生活艱苦還能忍受，心痛比身痛要嚴重得多，由于父親受審查的背景影響，弟妹們一次又一次的入學錄取被否定，那個年代對他們的損失就是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。除了我大學讀了三年就開始文化大革命外，其他弟妹有些高中、初中、高小、初小都沒讀完，他們后來適應人生的技能，都是自學來的。從現(xiàn)在的回顧來看，物質(zhì)的艱苦生活以及心靈的磨難是我們后來人生的一種成熟的寶貴財富。
"文革"對國家是一場災難，但對我們是一次人生的洗禮，使我政治上成熟起來，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書呆子。我雖然也參加了轟轟烈烈的紅衛(wèi)兵運動，但我始終不是紅衛(wèi)兵，這也是一個奇觀。因為父親受審的影響，哪一派也不批準我參加紅衛(wèi)兵。后來我入伍后，也是因為父親問題，一直沒有通過入黨申請，直到粉碎"四人幫"以后。
1976年10月，中央一舉粉碎了"四人幫"，使我們得到了翻身解放。我一下子成了獎勵"暴發(fā)戶"。"文革"中，無論我如何努力，一切立功、受獎的機會均與我無緣。在我領導的集體中，戰(zhàn)士們立三等功、二等功、集體二等功，幾乎每年都大批涌出，而唯我這個領導者，從未受過嘉獎。我已習慣了我不應得獎的平靜生活，這也是我今天不爭榮譽的心理素質(zhì)培養(yǎng)。粉碎"四人幫"以后，生活翻了個個兒，因為我兩次填補過國家空白，又有技術發(fā)明創(chuàng)造，合乎那時的時代需要，突然一下子"標兵、功臣……"部隊與地方的獎勵排山倒海式地壓過來。我這人也熱不起來，許多獎品都是別人去代領回來的，我又分給了大家。
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，6000人的代表中，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，我33 歲。我也是軍隊代表中少有的非黨人士。在兵種黨委的直接關懷下，部隊未等我父親平反，就直接去為查清我父親的歷史進行外調(diào)，否定了一些不實之詞，并把他們的調(diào)查結論，寄給我父親所在的地方組織。我終于入了黨。后來又出席了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。父親把我與黨中央領導合影的照片，做了一個大大的鏡框，掛在墻上，全家都引以自豪。
我父親也在粉碎"四人幫"后不久平反。由于那時百廢待興，黨組織需要盡快恢復一些重點中學，提高高考的升學率，讓他去做校長。"文革"前他是一個專科學校的校長。他不計較升降，不計較得失，只認為有了一種工作機會，全身心地投進去了，很快就把教學質(zhì)量抓起來了，升學率達到了90%多，成為遠近聞名的學校。他直到1984年75歲才退休。他說，他總算趕上了一個尾巴，干了一點事。他希望我們珍惜時光，好好干。至此，我們就各忙各的，互相關心不了了。我為老一輩的政治品行自豪，他們從牛棚中放出來，一恢復組織生活，都拼命地工作。他們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不計榮辱，愛國愛黨，忠于事業(yè)的精神值得我們這一代人、下一代人、下下一代人學習。生活中不可能沒有挫折，但一個人為人民奮斗的意志不能動搖。
我有幸在羅瑞卿同志逝世前三個月，有機會聆聽了他為全國科學大會軍隊代表的講話，說未來十幾年是一個難得的和平時期，我們要抓緊全力投入經(jīng)濟建設。我那時年輕，缺少政治頭腦，并不明白其含意。過了兩、三年大裁軍，我們整個兵種全部被裁掉，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預見性的領導。轉(zhuǎn)入地方后，不適應商品經(jīng)濟，也無駕馭它的能力，一開始我在一個電子公司當經(jīng)理也栽過跟斗，被人騙過。后來也是無處可以就業(yè)，才被迫創(chuàng)建華為的。華為的前幾年是在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起步的。這時父母、侄子與我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里，在陽臺上做飯。他們處處為我擔心，生活也十分節(jié)省。攢一些錢說是為了將來救我。（聽妹妹說，母親去世前兩個月，還與妹妹說，她存有幾萬元，以后留著救哥哥，他總不會永遠都好。母親在被車撞時，她身上只裝了幾十元錢，又未帶任何證件，是作為無名氏被110搶救的。中午吃飯時，妹妹、妹夫才發(fā)現(xiàn)她未回來，四處尋找，才知道遇車禍。可憐天下父母心，一個母親的心有多純。）當時在廣東賣魚蝦，一死就十分便宜，父母他們專門買死魚、死蝦吃，說這比內(nèi)地還新鮮呢！晚上出去買菜與西瓜，因為賣不掉的菜，便宜一些。我也無暇顧及他們的生活，以致母親糖尿病嚴重我還不知道，是鄰居告訴我的。華為有了規(guī)模發(fā)展后，管理轉(zhuǎn)換的壓力十分巨大，我不僅照顧不了父母，而且連自己也照顧不了，我的身體也是那一段時間累垮的。我父母這時才轉(zhuǎn)去昆明我妹妹處定居。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奮斗就會有犧牲，華為的成功，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機會與責任，也消蝕了自己的健康。
回顧我自己已走過的歷史，捫心自問，我一生無愧于祖國、無愧于人民，無愧于事業(yè)與員工，無愧于朋友，唯一有愧的是對不起父母，沒條件時沒有照顧他們，有條件時也沒有照顧他們。
爸爸，媽媽，千聲萬聲呼喚您們，千聲萬聲喚不回。
逝者已經(jīng)逝去，活著的還要前行。
--2001年2月8日于深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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